2018年10月29日-30日，一年一度的“达晨2018经济论坛”在湖南长沙圣爵菲斯大酒店隆重举行。政府领导、经济学家、行业专家、合作伙伴（银行、券商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所等）高管，达晨近500家优秀企业家，逾800名嘉宾齐聚星城，畅谈宏观经济形势，探讨创新发展机遇，磋商合作共赢机会。
在本次大会上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、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表了题为《全球化的波折和民营经济的未来》的主题演讲。
周其仁指出，中国经济要突破国际局面变化和国内体制成本上升的双重包围，突围的办法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，另一方面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。
周其仁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，世界还很大，新生市场在崛起，国内市场的规模也摆在这里。没有理由因为经济短期的压力就丧失对未来的信心。
以下为主题演讲实录：
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化的波折和民营经济的未来。
全球化遇到很大的波折，这个波折到底怎么来的，我们做一些分享。民营经济也跟我们改革开放连在一起，它的波折势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走向，我也有一些看法，供大家参考。
因为经济大势已经很清楚了，在座各位比我还清楚，概括起来就是下行。不管采取什么措施，大的趋势是在下行，今年平均增速也就6.5%，单看GDP指标已经跌了一大半，这对市场主体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怎么理解这么大的波折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拐？我们要对一些现象做一些梳理。
高速增长不是理所当然
首先看高速增长怎么来。我们把它视为当然，认为中国经济就应该高速增长，但这个事情本身是个发展变化的结果。我本人是1978年从我们下乡的地方到北京念经济，去了以后刚好赶上了六五计划的制定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还记得，当时的目标是争取年增长5%，确保4%，简称叫争五保四。我们现在虽然这么困难，但是还有6.5%，可见当年目标定得不高。当年不可能定得高，因为还没有实现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换，一个封闭的经济体，很多问题解决不了。当时有句概括中国国情的话，10亿人口8亿农，8亿人在农村，全国2亿人营养水平达不到起码的条件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在这个封闭的情况下，短板非常短，粮食问题解决不了，工业、城市、商业、服务、金融都谈不上，它们都要以粮食为基础。
我们回顾下，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？一个是靠改革解决的。同样中国这些耕地，同样10个人口8个农民，把生产机制改一改，生产力就解决了。改成包产到户，确立了每个农户的责任，收成跟努力之间挂个正钩，不能吃大锅饭，也不能够瞎指挥，就这么一个措施，就出现了卖粮了。未来就是怎么能8个、6个人是农民呢？农村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，剩余劳动力要出去。所以不能只靠国有企业。我们今天改革最重要的是，破天荒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当中，把民营私人资本引入到我们这个体制的合法框架里面，这个弯转得不容易。
在改革开放一线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家。广东要吃新鲜鱼，他们吃不上新鲜鱼，陈志雄就雇佣了8个人来养鱼。我们传统观念里不允许这种生产方式合法。还有安徽炒瓜子的年广九。瓜子不稀奇，但市场上缺少，我们的国营食品工业，连老百姓磕瓜子这个事情都没有解决。这件事一直闹到了邓小平那里，从芜湖市再到安徽省，最后报到了邓小平那里。最后怎么解决？实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标准。民间有大量办企业的人才，敢冒风险，找机会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冒出来呢？这是1985～1987年解决的问题，正式上文件是1986年的文件，提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。当时不敢提很高，你不能没有这一块，但是它是附属。然后1987年修订宪法，成了1988年宪法修改的制度之一，一条是土地出让，一条就是民营企业。
对外开放引发高低经济体之间对流
第三大问题出来了，这么多企业产品，往哪里卖？当年内需还是不行，老百姓还是穷，购买力有限，所以第三大改革开放措施，就是把沿海两亿人口大进大出。利用沿海人口劳动力充沛，人们敢干，让两亿人口融入国际市场，一次下来，发现很有用，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，也有产量，也有能源，就定下了全面开放的战略。
邓小平制定翻两番目标的时候，中国人均GDP是200美元，一番400，两番到800，后来发现还可以胆子大一点，说一千。我们就是这个水平。
这个时候的水平收入很低，又敢于开放，事后来看，是个非常好的组合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后已经发展出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，收入很高，劳动力不够，资本充裕。我们的产品一出去，有个高收入的市场，可以接单。这个事情是原来没想过的。2000年我去参加达沃斯的会，就画了这两张图，一个海平面高，就是G7。我们200美元的时候，美国是13500美元，差多少倍？何况这两个国家分配有很大不同，美国的GDP进入最终消费的比例高，我们因为国家要搞积累，进入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的比例低，所以从人的消费和收入水平比，差不多是80倍到100倍。你不开放，他过富日子，我们过穷日子，很难翻身，一开放就产生一个对流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往地海平面落。为什么会落？经济学有个道理，要素往哪走有个经济规律支配。资本也好，技术也好，它在充裕的地方，相对稀缺性就低，它到缺少的地方，相对稀缺性就高，稀缺性高，回报就高。这个规律把发达国家的技术源源不断引到了沿海地区来了。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战略是当年的认识水平，叫进口替代资本，不让国外资本来，不让国外产品来，保护民族市场，发展民族工业。好处是支持独立自主，国家主权，害处是搞得太慢。邓小平就把一个问题想明白了，有了国家主权就可以开放。我开放以后，有这种国家主权，因为你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你外资来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，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，所以并行不悖。这个扣是70年代，80年代初解开的，这一解开了把发达国家的技术源源不断引进到中国来。
技术跟人口多一结合就是生产力，你的生产率低，产品就越有竞争力。原来哪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的出口能力？我们原来就是出口大龙虾，自己舍不得吃。我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的出口优势。
所以回过头来看即便穷也有竞争力。缺资金来资金，缺技术来技术，跟我们外贸、海关结合，形成强大的对流。因为这两个海平面落差是非常大的。两个平台如果落差特别大，一旦打通，就会有巨大的对流效应。这就是中国从当年保四增五这么一种发展水平，后来变成了6、7，七上八下。后来发展到朱镕基管经济的时候，遇到困难，遇到了经济危机，8是下限，可不是保4了，是保8了。所以对于国民经济来说，开放还是不开放，改革还是不改革是决定性作用的。
人口红利+体制改革造就GDP世界第一
人口红利必须结合体制来分析。有人口，有劳动力，但他们不能自动变成竞争力。谁去发现机会，谁去克服所有困难，把要素变成产品？这件事情是决定性的，这是中国经验主要的组成部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发挥了我们最显著的成本优势。
第一是价格优势。
第二条是最重要的——体制改革，没有体制成本的下降，我们就没有高速成长的基础。
第三条是廉价劳动力和高性价比的产品。劳动力便宜，但什么东西都不会做，或者做出来的东西不像样，还是没有竞争力。
第四条是中国人民爱学习。穷是穷，但是我们开放非常快，可以学习。一开放学习成本下降，好公司来，好产品来，中国人看在眼里，他会慢慢琢磨学习，慢慢就像样了。
这四条结合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，所以在2008年美国增长没出问题之前，中国是如日中天。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排到世界前面去，我们提目标的时候人家是12500美元，我们在增长，人家也在增长。但是我们人口大，增长率高。2009年GDP成为全球第二；2010年成为最大出口国；2013年成为最大贸易国，进出口都是第一。2014年国际货币组织用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，如果把误差调整，我们GDP全球最大。
这是2008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候的数据。中国真的是抬起头来，过去是站起来了，头没抬起来，我们现在是头抬起来了，我们可以把经济搞上去，搞得比较像样。
全球化带来自身的困局
但是很不幸，美国一出问题，中国的经济跟着出问题，金融危机本来是华尔街的问题，我们开始还在看，怎么当我们老师的美国经济华尔街出了这么大问题。结果全球化是连在一起的，美国出问题了，内需下去了，我们出口就受阻，出口又是我们重要的引擎，我们出口一受阻，沿海发动机就会有问题，几千万农民工就业就会有问题，很快传达到国内来。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，包括4万亿，包括发信贷，但还是大幅度往下走。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我们的增长环境，我们的增长类型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下面讲讲我的看法。
既然我们是开放当中取得的成绩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也要看全球格局。因为中国的开放，全球格局也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状态了。我用个简单的东西给大家做个分析，什么叫发达经济？什么叫高海平面，就是资本充裕，劳动力很少。什么叫穷经济？资本很缺，劳动力很多。这两个经济体长期并存，因为中间有很大的壁垒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有些国家的封锁，一方面是有些国家采取主动封锁战略。
过去讲全球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，全球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，英国投日本，美国投日本，互相投。但是大部分穷兄弟之间，往来很少，技术往来很少。这是1980年的格局。
邓小平有一个贡献是对全球的贡献，就是主动把这个壁垒撤下来，大手开放。这条壁垒一撤，全球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？资本打通了，富国的资本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一起变成了全球资本。劳动力也打通了，我们不是移民完全自由，但是产品可以贸易，生产的东西可以贸易，某种程度上劳动力经过产品打通了。这两个打通对全球造成了什么影响？
同样是全球化，哪个变量更有利一点，哪个变量承受的压力会大一点？
资本是得利的。因为全球对资本的需求提高了。过去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跟发达国家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多少公司跑到美国去融资，多少美国资本跑到中国来。为什么你去融资，他给你钱。因为资本放到你这里回报高。发达资本为什么跑到中国来，福特汽车为什么跑到中国来，它资本跟我们一结合，生产率高，竞争力强。所以华尔街欢欣鼓舞。你看马云这么厉害，融资要跑到华尔街去，为什么到华尔街，资本雄厚，来自全球资本汇聚到全球去。
第二就是技术全球化，中国一开放，我们看看微软软件用了多少，苹果手机我们这个会场就用了多少。
但是，再看看什么力量在这个全球化当中受到的挤压是非常厉害的。首当其冲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人。发达国家资本去了国外，这笔钱就不落在底特律了，就不在美国了。工人对全球化的感受不好。你再看发展中国家，穷国整体来说都在开放当中得益。但是谁跟我们引进的资本靠的近，谁跟引进的技术靠得近，谁就发达，为什么沿海先发展起来？技术进来先入沿海。
所以很有意思，全球化之后平均增长在提高，但是无论发达国家，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内部两极分化都上升了，所以全球化增长在高歌猛进同时，也在积累矛盾和冲突，积累新的挑战。
前两年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叫《21世纪资本论》。你看华尔街奖金、花红挣多少钱？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工作，那个收入你不能想象。但是美国一般的白领工人，蓝领工人呢？他要承受发展中国家、首当其冲是中国的压力。美国的基尼系数。二战后收敛，但是到80年代，90年代又重新起来了。这跟全球格局的变化有关系。
发达国家都是问题驱动，你有这样的问题，政策上怎么办？你怎么应对？我们中国的经验是稳定压倒一切，发达国家也一样，天天闹，怎么搞经济，怎么搞高科技。没办法搞的，你得政策上做调整。
中国开放引发全球格局挪移
我们过去不大注重这些问题，我们就是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怎么解决，剩余劳动力怎么解决，市场问题怎么解决，我们不大管人家怎么样。我作为研究经济的一个教师，我自己第一次受触动是2005年。我路过底特律，去看了福特博物馆，因为它是发明了流水线、对二十世纪工业有贡献的公司。我去参观这个公司，一个76岁的老人当讲解员。他在福特工作了很久，一辈子在福特工作，他讲解福特的时候，充满了对这个公司的自豪感，我听了挺感动。我问了他一件事，现在年轻人高中毕业还进福特吗？他脸上一下就不好了，说现在不了，我说你的孩子进福特吗？他说的孩子到亚洲去教英文了。我当时受很大触动，我们一直研究中国问题，我们没有发现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对全球的影响。
任何国家无论资本充裕，还是劳动力充裕，只要互相开放都有比较优势。再差的国家，也有些产业比较生产率较高。如果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各自按照这个比较优势生产，互相贸易，经济总量会增高，这是李嘉图的定理，久经考验。但是中国一开放，印度一开放，新的实践一来，这个理论面临实践新的挑战。
我们要提高附加价值，我们要技术进步，我们要产业升级，在座各位哪有只干一件事的？我们看着碗里的，还要准备下一个。我们中国的车床、设备都上去了，发达国家往哪升？
对美国经济而言，你不能光靠华尔街和硅谷把3亿人的生产顶起来。我去年去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厂。老是说锈带，什么叫锈带？我得到现场去看看。这家钢铁厂是美国当年第一台航空母舰的钢结构供应商，今天拆的能力都没有了，锈在那里。你就近看铁锈斑斑，巨无霸，不是一处两处。
所以动态去看这个世界很有意思，我们很开心，美国华尔街很高兴，硅谷也很开心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开心。有受损的地方，而且这个力量越来越大，经济上、社会上构成力量的时候，这个情况就会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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